古人說死亡：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不祈求多麼偉大深刻地死去，只求可以在生的時候明白死亡的價值，換句話說——死也要死得明白。
在傳統中國人眼裡，死從來就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但是，死亡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不管我們是否接受它，它總會來到，所以，如何面對死亡、死亡對生命的意義以及活著的諸多問題也是我們研究死亡觀的重要意義。
儒家未解決死亡問題
中國傳統的思想裡，當然，那就是以儒家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思想，對死亡是很避諱的。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的思想強調怎樣克己復禮（《論語》），怎樣加強自身思想道德的建設，怎樣對他人有利，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生死觀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其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但主要局限在道德領域，也就是說是為普遍道德服務的。儒家肯定生命的價值與可貴，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主張不作無謂的犧牲，反對在生死問題上不負責任的態度。《論語》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的話，這些都揭示和說明了時間流逝不可逆轉，人的生命也是一個由生到死的自然過程。在孔子看來，人生在世的所作所為要符合“仁”的原則，那麼，當需要在生與死面前做出選擇時，也應當以仁義道德為標準做出取捨。
所以孔子認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不在於一味地貪生，而在於以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為了實現“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捨生忘死，視死如歸。今天，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理想和追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仍然需要有見義勇為、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需要我們在生死面前做出何去何從的選擇。在這方面，儒家的生死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道德選擇路徑和方式。
徹底的佛法
儒家對待死亡的態度，現在看來，是有些缺乏科學的、理性的頭腦在裡面，甚至儒家提倡的那些價值觀念在今天已經不適合了，這也就說明儒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死亡問題。
然而，佛教不同。佛教一切的理論框架都是以死亡問題的解決為依據的，而且死亡問題的解決，也便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佛教理論，包括因果報應說、輪回說等。這樣看來，佛家對待死亡問題似乎更冷靜，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死亡是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然後佛教把死亡的各種事實用不同的果加以區分開來，繼而提出因緣說、因果說。
《楞嚴經》>中說：“汝常聞我毗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戒定慧就是原則，就是我們學佛的方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就是我們學佛的宗旨。掌握自己的心不犯惡業，奉行善業，這是戒律，由戒律的成就會出生禪定，由禪定而產生智慧。只要我們按照這個原則來修行，都會有成就，都會得到益處。你想求現生的福報，想往生淨土，想獲得禪定，想辯才無礙，沒有問題，都可以獲得。但是如果我們不按照這個原則修行，那麼結果就十分有限，甚至會有副作用。人生的罪福之事，所謂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一切皆是自作自受。那麼人的一切所作所為都始終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都是由“業”造成的，也會得到相應的果報，就像你在今世傷了人，那麼就可以解釋接下來你所受的苦裡面由你的“傷人業”造就的，這樣也可以說明人生是苦，苦是一種修煉，並且你的修煉會減輕你的業。這樣，一切苦、業、果、生死都可以解釋得通了。其實，這樣的邏輯推理合乎思路，也始終會為我們信服。這就是佛教死亡觀的重大意義。
佛教不只是給我以精神上的慰藉，更是以邏輯上的科學性讓我對人生多了一份思考。
